湖湘游记（五）衡山悲歌

                

                ——写在“七、七”前夕

                    献给抗战中逝去的前国军将领的英魂

     走出长沙第一站就选择南岳衡山的原因很简单：中华大地著名的“五岳”，我除了山西老家的北岳恒山外，哪座也没有去过。感觉实在是有些丢人，趁此机会先找个名声大的，赶紧补上一“岳”。

    南岳衡山属于衡阳地区,离长沙以南约三个小时的车程。其实衡山逶迤800里共有72峰，贯穿湖南7个县市。南到衡阳回雁峰，北至长沙城里的岳麓山，都属于衡山山脉。人们一般所说的南岳衡山，指的是他的主峰所在，衡山主峰海拔1290米，名曰：祝融峰。
 

    “祝融”传说是我国古代神话中的“赤帝”，即发明钻木取火的燧人氏。一说它是上古炎帝的后裔，一说是轩辕黄帝的大臣。被黄帝封为司徒，主管南方事务。他住于衡山、葬于衡山，人们为了纪念他对人类的重大贡献，将衡山的最高峰命名为祝融峰。   

    南岳衡山的最高峰祝融峰。

    我们到了衡山脚下，首先看到的是南嶽大帝庙。我对佛教和现今的某些“信徒”们心中的“佛”有自己的看法，所以我基本不怎么拜佛，尤其对导游小姐们“无香不见佛”，这种带有明显功利色彩和与创立佛教的高僧们的精神背道而驰的说法非常反感。在我的同事与导游小姐关于“到底是五台山的佛灵，还是南岳衡山的佛灵”的争论声中，南嶽大帝庙也就被我草草放过了，连张照片也没有留下。 

    在此山中最让我感到震撼的当属“南岳忠烈祠”。在衡山主峰的山腰上座落着一座仿南京中山陵式的宏大建筑，它是我国最大的一座抗日烈士陵园。

 1938年，继太原会战失败，华北沦陷以后，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相继失守，恶战中，近百万官兵壮烈捐躯。蒋介石在南岳衡山亲自主持召开“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邀请周恩来和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参加。

    会上，许多将领提到自抗战以来，阵亡官兵“暴尸战场”，不能掩埋。言者伤心，听者动容。身为抗战最高军事长官，蒋介石亦深感痛心，郑重安排湖南省主席薜岳将军主持在衡山建造公墓以祭祀亡灵。

此时战事激烈，公墓修建工作时断时续达三年之久。至1943年6月全部竣工时，以身殉国的民族英烈已是不计其数。

公墓“忠烈祠”匾额由蒋介石亲提，思及此情此景，他将忠烈祠的“烈”字刻意少写一点，寓以“烈士少一点，胜利快一点”之意。


  三颗炮弹造型的雕塑下面的字是“七、七”

  雕塑后面是薛岳将军的题词

     祠中立有在“七、七”事变、淞沪战役、太原会战、武汉保卫战、长沙保卫战和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等等重要战役中牺牲的张自忠、唐淮源、李家钰、佟麟阁、赵登禹、郝梦麟、刘家麒、戴安澜等三十七座将军以上将领的墓碑和当时军政要人题写的碑文。

 

    在又一个“七、七”即将到来之际，我想举几个实例，与大家共同缅怀先烈：

     张自忠  第33集团军总司令兼任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1933年参加长城抗战，任前线总指挥。1937年任北平市长。1938年3月参加血战台儿庄等重要的对日战役，1940年5月在湖北省枣宜会战中被日寇重兵合围，与敌搏杀力战不退，并亲笔昭告各部队：“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

    最后被七颗机枪子弹击中腹部。弥留之际，拔佩剑自戕，一代名将壮烈殉国。

    蒋介石惊闻噩耗，即令第五战区不惜任何代价夺回张自忠遗骸。将士们抢回张将军的尸骨，连夜运往重庆经过宜昌时，全市下半旗，民众前往吊祭者逾十万人。灵柩运抵重庆，张夫人李敏慧女士闻耗悲痛绝食七日而死，夫妻二人合葬于重庆梅花山麓。延安各界一千余人也隆重举行张自忠将军追悼大会。

     唐淮源  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上将军衔。抗战开始后闻听家中老母病逝，写下“吾向以老母在，故有所虑，今大事已了，此身当为国有，誓与中条山共存亡 ！”的誓言。1941年3月，第三军被日军合围，唐军长亲自冲在前方，指挥将士以死相拼，与日寇殊死决战，以守土卫国，直至伤亡惨重，弹尽粮绝，于大雨滂沱之中，遣去左右，饮弹自尽于山西夏县。

赵登禹  29军132师中将师长 七、七事变爆发，被军长宋哲元任命为南苑指挥官，坐镇南苑，与副军长佟麟阁一起负责指挥。7月28日，日军调集重兵，并动用多架飞机向29军阵地发起猛攻，敌我力量相差悬殊，日军攻入南苑，双方陷入肉搏。

赵登禹临危不惧，亲自率部与日军拼死厮杀身受重伤，警卫劝其撤退，赵将军不仅不肯，反而带领部队向日军反击。一枚炸弹飞来，炸断他的双腿，赵登禹含泪向传令兵说：“不要管我，你回北平城里告诉我的老母亲，她儿子为国死了，也算对得起祖宗，请她老人家放心吧！”说完就停止了呼吸。
　　

1946年11月，北平市签发了《府秘字第729号训令》，将市区三条道路命名为赵登禹路、佟麟阁路、张自忠路，以纪念抗日英烈。新中国成立后，保留了这三处地名，并沿用至今。
　　

     因赵登禹生前说过“军人抗战有死无生，卢沟桥就是我们的坟墓”，1980年至2003年，北京市三次整休扩建，并为赵登禹烈士墓立碑，陵墓紧临着京广铁路西道口铁路桥，每天迎送着过往的列车，就像赵将军仍然昂首屹立，守护着北京的大门。

   

    郝梦麟  1930年中原大战后，任郑州警务司令，后任第九军军长。因厌恶军阀混战，屡请解甲归田未准。1937年获悉芦沟桥事变发生，即请缨北上。获准率部赴前线，行前把家里安顿好，就不计划活着回来了。

     1938年10月任中央兵团的司令，驰援山西忻口，参加太原保卫战。为配合卫立煌部夹击日军，郝梦麟不顾61军军长陈长捷的劝阻，执意认为到前沿督战是自己的任务和本分。

在冒险经过一段被日军火力封锁的小路，去往忻口主阵地1300高地5旅指挥部督战时，腹部连中数弹轰然倒地。时年仅39岁。54师师长刘家琪冒死援救郝军长，喉、胸3处中弹，当场殉国。郝梦麟将军牺牲后，蒋介石在《大公报》发表了祭文：

    “矫矫郝君，一军独领，身先士卒，纵横驰跃，方欺负敌，宁惜一死，挺身杀贼，誓雪国耻。士气大振，无忝炎黄。”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