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获《第四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优秀论文评选理论类三等奖

  打破传统思维  弘扬民族文化                   

    电视，这个被称为最新的传媒手段兼综合艺术样式，在它出世和成长的短短几十年中，已显示出得天独厚和无与伦比的优势，它没有时间顾及情面，也丝毫不念及曾经孕育与栽培过它的手足之情，把它的前辈和老大哥们远远地抛在后边，天马行空，独自遨游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社会组织的每个细胞之中，它消除着人类直观地认识世界的时空距离与获取信息的所有障碍，改变着人们固有的思维方式与生活习惯，改变着人们的审美情致与文化心态。我们今天所涉及的只是有关电视文艺领域中的一些问题。   

       依靠电视手段来表现来传播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民间文化，是电视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各省级乃至省级以下的电视台都以大力弘扬本民族、本地区的民间文化、民族风情为己任。在每逢年节，尤其是农历正月初一、正月十五这些重大的民俗节日里，乡里扭秧歌，城里扭秧歌，荧屏上也在扭秧歌。高跷、旱船、抬阁、背棍，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玲琅满目、五彩纷呈的传统民间文化在节日的空中回荡。   

       这种看起来很是红火热闹的电视节目，是否能真正拥有它自己的观众群呢？我却有些表示怀疑。因为正月十五元宵节时的“闹红火”，按照艺术分类学的观点它完全是一种广场艺术，是辛勤劳作一年的村民们在村头或打麦场上以歌舞百戏、旱船高跷、民间吹打等形式使自己紧张忙碌一年的身心得以放松的一种自娱自乐的活动，而并非表演性艺术。如果让他充斥于屏幕，让观众去被动的欣赏，那么由于它的表演方式和音乐节奏都比较单纯和缺少变化（这是广场艺术的美学特性所决定的），这种信息的单调和重复使观众的观赏兴趣减弱以至消失。

        因为一个时代的社会心理包括审美心理作为特定时代物质文化条件的反映，会随着时代的运动不断的发展变化，而相比之下文化传统作为一种超稳定系统则要顽固的多。尤其是在目前这种大变革的时代，它很难做到与社会的发展同步。试想，在今天这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都在飞速发展的年代里，我们还将那些受制于千百年来特定地区人们落后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风土人情的地域性文化原封不动地般上舞台，搬上屏幕，作为一名电视文艺工作者，这岂不是一种对民族文化不负责任的态度吗！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只能使观众对我们的民族文化和传统文化失去兴趣。而并不能起到弘扬民族文化的作用。   

        弘扬民族文化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决不是简单地把传统文化现象原封不动或略加修改地搬上舞台、搬上屏幕所能奏效的。他要通过电视编导的创造性劳动；通过编导者自身较深的艺术功力；通过对电视节目内容、内涵、情感、结构、节奏以及解说词、镜头语言、光色运用、连接方式等等方面的巧妙安排，以及对受众心理和感情脉络尽可能准确的把握，才能使节目尽量作到让观众乐于接受和易于接受。    

        具体说有以下几种情况值得注意：第一，如果是作为介绍传统文化的专题节目（新闻报道另当别论），则应该站在现代意识的高度深入研究某种民间文化、民间文艺形式和地域性民俗现象同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在这方土地上的人民之文化、心理、感情、信仰有何内在联系；研究某一种传统艺术形式作为民族心理和民俗观念的载体它是如何从民众生活中发祥，又怎样随着时代和社会的进步不断的沿革和发展，以及它在民众的心理和实际生活中发挥着怎样的功用；它是否能够通过艺术家的创造性劳动与先进文化接轨等一系列问题。

        倘若不努力研究这些问题，并把它们生动形象、深入浅出地溶入自己的电视节目之中。而是一如既往地沿用“绚丽多姿”“色彩斑谰”或是“民族风格与时代特色相结合”这样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词汇去介绍、去评价它们，那是一种很肤浅的作法。

      “民族风格与时代特色相结合”，这句话本身无懈可击，因为它太正确了，正确到几乎成了任何人评价任何作品时的必用词。但这句话根本说不明任何问题。因为任何时代、任何门类的艺术创造者都会以自己对生活和对艺术的独特理解去寻求民族与时代，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最佳方式。

       每一个艺术家都明白，原封照搬纯粹原始状态或者完全不见传统影子这两个极端的作品是不大会被人接受的，因此说，不论是好的、不好的、成功的、不成功的，总之，没有哪个作品不是“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

        既然如此，“民族风格与时代特色相结合”的也就未必都是好的；因此说作品的优劣不在于它是否“相结合”了，而是要以艺术的美学特质及其发展规律、以民族的精神和时代的审美心理为坐标对作品中两者是如何结合的，结合的怎么样做出定量和定性分析之后才能知晓。而“民族风格与时代特色相结合”这句话则说不明其中任何问题，因此我认为它也就成了一句套话、一句官话、一句完全完全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废话。   

       第二，如果作为艺术表现，则要本着生活是艺术创造的唯一源泉这一真正千古不变的创作原则，使创造者既要对民众生活和民间文化有较多的了解，又要对现代观众的所思所想所需所求有深刻的认识。既要对民间生活、民俗活动、民族文化传统、民族心理以及本地域的自然及人文环境做深入的了解，又要在立足民族精神和民族感情的基础上使自己对人之生命本体的现代经验、现代体验、现代感知不断深化。并把这些作为积累，储备在艺术家自己的创造机制中。

       在进行具体创作的时候，各种门类的艺术家包括我们的电视工作者都不能把客观世界仅仅当成我们“反映”的对象，而应当只把它们当作一种刺激物，好象是电脑上的按键，用以“调出”或者说“激活”艺术家创造机制中的那些储备,（储备的深厚程度因每个艺术家思想方法和感受能力的不同而不同）并把它们同艺术家的使命感、责任感、现代意识及某种高超的艺术技巧相结合，才能外化成一种美的形式。   

        比如山西电视台拍摄的电视艺术片《歌从黄河来》或《好大的风》，它们的创作者决不是扛着摄像机去“反映”黄土地上的山水景物。作品表现的虽然很明显是创作者个人的一种审美理想，但那些洋溢着强烈主体意识的镜头运动和画面造型，却分明让观众感受到了它对黄土高原的歌颂和眷恋之情。这是原搬传统的文化艺术现象所不可能做到的。

        舞台艺术片也同样如此，比如山西出过三台具有很浓郁黄土气息的歌舞节目《黄河儿女情》《黄河一方土》和《黄河水长流》，它们之所以成功的原因同样在于编导们并没有直接去反映他们体验生活、搜集素材时所面对的现实生活，而是运用自己独特、敏锐的艺术感受力，调动自己多年来将触角伸向民间、伸向生活积累起来的艺术储备。并且他们不仅彻底摆脱了过去那种以山西地方风格化的民间舞蹈素材为依据进行创作的惯性思维。反而大量汲取了为表现作品内涵所需要的他地区、他民族以至国外有益的文化成果，如芭蕾舞、现代舞的因素等等。但作品成立之后，仍被很多人评价为“一台大型民间歌舞”。

        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是尽管他们运用大量外来的舞蹈语汇，但由于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的正确，使得作品从整体上实现了对生活本质和观众审美理想的把握。昭示出了黄土地上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的人民，所经历的深重苦难以及顽强的品格和不灭的生机，体现出了黄河流域浓厚的文化特征和民情风貌。塑造出了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正因为如此，山西舞蹈才从此走出了表面与肤浅，从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中揭示出人和人的深层文化心理积淀，使艺术真正成为创作者主体精神烛照民族文化深层内蕴后释放出的心灵感受，使民族艺术展示出更旺盛的活力，更眩目的光彩和更丰富的内涵。   

        从这几个例子可以看出弘扬我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一项非常复杂的艺术创造工程。决不是民族风格、时代风韵和地方风采的简单相加。所谓传统我认为它应该是我们民族文化生命的流动和发展，不流动就不可能发展，而发展本身就意味着否定。

        但这个否定决不是“全盘否定”，而是传承中的否定，因为前人的艺术不可能不给后代以巨大的影响，而艺术的发展只能在前人的创造成果上才有可能实现。那种说：“如果每个时代的艺术都抛弃前人已有的成果，拒绝继承遗产，一切从头做起，那么，人类今天的艺术将停留在原始社会的水平上”的情况我以为是决不可能发生的。

       就像人类肌体的新陈代谢，不破不立、不塞不流是一切生命运动的必然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现在看来是传统的物化形态包括所有中外精典作品及各门艺术流派的代表之作，它们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有些还成为划时代的里程碑，关键不在于“继承”，而是“否定”的结果，标新立异的结果，推陈出新的结果。因为传统之所以能够成为传统，无一不是它们的创立者不拘泥于旧的艺术表现形式，大胆地超越前人的创造。否则，大家都因袭前人，师古不化，怎么会有一座座各具风姿的里程碑流传至今呢？

        比如被称为“乐圣”的贝多芬，现在被认为是正宗古典乐派的传统音乐，他的第一、二交响乐也的确被古典派音乐大师海顿、莫扎特的创造所淹没。但他从《英雄交响曲》开始，紧紧掌握时代的脉膊，从音乐表现的内容出发，打破了许多古典派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金科玉律，甚至被当时的人称为“疯子”，但也唯其如此，他才能够成为世界音乐史上的一座不朽的丰碑。

       因此对于传统，我们首先应当掌握、了解和引以为自豪的是前人在他们的作品中洋溢出的那种对于旧的事物敢于扬弃、善于取舍的创造精神和创作态度，而不是对他们创造物本身的顶礼膜拜。如果不把传统理解为创造物本身，而是把它理解为一种精神，那么这种精神首先应该是求新的精神、独创的精神。越是直接从传统中提炼出来，越是同传统关系密切，而不注入新鲜血液，不注入创造者独特的心灵感受的作品，就越象近亲结婚生出的畸形儿，一定会由于先天不足而生命短暂。  

        可以这样比喻，生活和心灵就象两块坚硬的隧石，只有两者的猛烈撞击，才能迸发出耀眼的火花；生活是铁，心灵似火，只有两者的相互作用，才能冶炼成钢。离开其中任何一种，创造都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只有在丰厚的生活积累基础上，高扬艺术创造者的主体精神，才是弘扬民族文化，赋传统艺术以新的生命，并使它们能以崭新的风貌去直面时代生活之唯一正确的途径。   

        另外，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信息化的社会，世界伴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步入了飞速发展的时代。它最鲜明的特征就是生活节奏猛然加快，大量信息迅速传播。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人们的认识离不开信息的传递，而电视正是人类获取外界信息的重要窗口。在这样一个独特的传播手段冲击下，人们得以多角度、全方位、远距离地审视外面的世界。它使人们的视野变得格外开阔。

        马克思说过存在决定意识。既然现代传播手段已然具备了这种可能性，观众自然更加渴望了解可以说除了依赖电视之外，自己无从听到、无从看到、更无从深入了解的外部世界。因此我以为增加节目的信息量，介绍外部世界，满足不同地区观众共同的普遍求知、求新、求美、求变化的审美心理，同样应当成为电视文艺类节目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我曾去贵州开过一个西部地区电视界的会议，贵州台给代表们安排的活动中有一项是去黔东南参观一个少数民族的传统节目，叫做“子妹节”。在一个苗寨下边有一条清水河，在河边的一块很大的空地上，苗族和侗族少女们穿着节日的盛装，头顶和胸前披挂着各种制作精美但都重达几十斤的纯银饰物，他们跳着自己民族的舞蹈，唱着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无伴奏合唱“侗族大歌”。

       在这种热烈的气氛的感染下，我们同一些内地的旅游者一起被卷在人群中间，笨拙地模仿着侗族姑娘的舞步，扭着、跳着。各地电视台的代表们大多初次置身于祖国西南的云贵高原，置身于历来给人一种神秘色彩的西南少数民族风情之中，置身于极富韵律感的西南方言的氛围之中，感受着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新鲜、兴奋和酣畅。对于我们这些外路客来说，这种美妙的异族风情宁可跋涉几百公里也决不可以不去亲身感受一下的。   

        但我在聊天中却意外地发现，贵州台的同行们大多也都是第一次去，并说如果不是为了陪我们，他们是决不会去的。当时我顿感诧异，如此令我们兴奋不已、新鲜不已、如此令我们情不自禁地投入其中去参与去狂欢不已，如此具有魅力的美好的东西，他们守在跟前，为什么就不早些去看看呢？

       细细想来，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他们的这种心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西南地区电视观众的话，那么就是说，除了少数“子妹节”参与者可能愿意在电视节目中看到自己的形象外，大多数世代身居云贵高原的电视观众对此并不感兴趣。所谓新鲜感也只是对我们这些外路人而言的。

       究其原因我想如同过正月十五时，我们太原的市民们只要出门拐弯站在迎泽大街上就可以看到满大街的踩高跷、跑旱船、扭秧歌，他们还会跑出上百里到忻州、雁北一带专门去看那里的“闹红火”吗？自然是不会了。
       至于电视里一到这个时候就多少年一贯制的播出这些红火来，也分不出是当年拍的，还是往年的资料（因为民间传统艺术的沿革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在短短几年之内不可能看出任何区别），他们就更加觉得索然无味了。    这个例子是否可对观众厌烦陈旧，乐于求新求异求猎奇的心理作一个佐证。

       除了国外的文化艺术之外，同属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同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产生，同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但由于民族的不同，语言的不同，自然环境、地理环境、人文环境的不同，形成了各处不同的民风民俗、民族特点和地域文化特色。比如汉族与西南少数民族以及蒙、满、藏、回、朝、哈、维等不同的少数民族都有属于自己民族的传统节日，有着自己庆祝节日方式，以及由此形成具有浓郁风格的地域文化（这些都同当地的气候、地形和经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还有他们在婚丧嫁娶等方面炯然不同的乡风礼俗。这些各不相同的特点对于其它民族和地区的观众来说还是有着浓厚的新鲜感和吸引力的。

        所以在电视台文艺节目的整个设置中，除了大量反映本地文化之外，应当投入一大部分财力和人力做这个工作，去满足观众的需要，使电视这个“魔匣”能够容纳更多的信息，使“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的幻想变成现实。比起整天播一些眼皮底下司空见惯的东西效果会好的多。   

       我们可以加强各兄弟台之间的横向联系，比如自己派出一些小型的摄制组，赴别省、别地区去拍摄一些具有鲜明他地方、他民族特色的东西，以餮本地观众。一来，作为自己地方的电视台和自己地方电视台的主持人，本地广大电视观众对他们都是很熟悉的。由他们采集一些异地风情和异族风情，会给本地观众带来身临其境的感觉，从而产生出一种参与感。二来，虽然他们本地区的地方电视台也在拍摄自己的东西。但也许他们感觉司空见惯的事物，比如一些民情、习俗，他们可能视而不见，但我们会感觉很新鲜。甚至还可能会发现一些过去不曾发现的美。

       前边提到的在贵州就发现很多从前闻所未闻，更无缘得见的民族习俗，民族风情和民间艺术。甚至就是当地的民居苗寨、侗寨、他们的房屋建筑、服装头饰都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他们迎、送和接待客人的一系列礼仪活动更具有着独特的风格。还有那些形形色色的民间工艺品，渗透着西南少数民族民众的审美理想，让北方客人爱不释手。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人的记忆力、注意力和对他所感知事物都具有选择性。影响人选择的一个很重要的客观因素，就是在他意识中首次出现的新鲜事物。因为客观事物给人的第一印象比以往曾经感知过的同类事物感觉要强烈的多，印象深刻的多，所谓“先入为主”也就是这个意思。这也是为什么讲“艺术贵在创新”的心理学依据所在。

       过去我们从理论上到实践中，总有一个惯性思维，想当然的认为反正表现民族传统、反映民间文化是天经地义的，而不管别人是否接受，也不管表现和反映的方式，对民族文化的动态演进有没有益处。辩证唯物主义讲动机和效果相统一，我们宣传的坐标也应当放在效果上。就是说宣传效果是一个终极目的，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上都要对这个目的有明确的认识。不能不顾受众的审美心理、不顾人家愿不愿意接受、是否能够接受，只是想当然地觉得“我们应该表现什么”，不知“应该表现”和“如何表现”之间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我们应当站到更高的起点上，对表现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对怎样才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更加深刻的理解。因为一但失去了受众，你的一切努力都将徒劳无功，而一旦失去了方向，你必将被时代所淘汰。   

    综上所述，电视以其无需赘言的诸多优势，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创作空间。为满足观众多层次、多方位的审美需求，摆在我们电视人和电视文艺工作者面前最严肃的任务是一定要跟上时代、更新观念、提高整体素质、完善自身修养，挖掘创作潜力，才能充分利用电视这个得天独厚的现代媒体将我们的民族文化发扬光大。并通过节目交流等诸多方式将本地区的优秀文化介绍给省外、国外，使我们自己的文化被更多的人所了解和接受。

       另外，尤其对于内陆省份来说更要走出大山，走出封闭，在可能做到的范围内，努力加大信息量，向本省本地的观众介绍外省、外族乃至外国的优秀文化。使观众开阔视野、耳目一新。既使观众认识了外部世界，满足了他们的审美要求，同时也提高了节目的品味，使自己的电视节目在观众的心目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